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是以司法政策为基础的直接规定，而不是以概率为基础的推定。
除非有压倒性合法理由凌驾于数据主体利益或者自由权利之上，否则也有权拒绝数据处理（包括用户画像）（第21条），这种事先告知并征得同意的处理方式本质上正是告知同意原则的思路延伸。由此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对算法决策有了一定的规范基础，但这些规范不仅质效单薄，其中还隐含着未对公共决策适用算法设置实质界限的重大缺漏。
法律优先也要求行政活动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在构成要件和后果选择上都要依据法律的指示，而不能擅自悖离。尽管上诉法院最终仍旧维持了原判，但主审法官却在判决中提示，风险评分不能用于确定罪犯是否被监禁或确定刑罚的轻重，算法决策工具在司法审判领域只能起到辅助裁判的作用，绝不能是法官的替代。但是，对照美国《算法问责法案》以及欧盟GDPR，我们仍会发现，《个人信息保护法》尽管规定了对自动化决策的影响评估，这种粗放的算法评估还存在明显缺漏。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一体化调整模式的问题。但因考虑到将告知同意适用于公职履行会影响乃至破坏国家的执法能力，《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将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所必需的行为从同意原则的适用中豁免，即使是告知义务也被缩减为有限度的告知，即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情形的，可以不向个人告知。
（1）卢米斯案与价值判断问题在卢米斯案中，初审法院参考了由COMPAS风险评估工具所作的评估报告，判处被告人卢米斯六年有期徒刑和五年社区监督。这些考虑因素不仅攸关法律是否应作出授权决定，亦会决定授权法严苛还是宽松的规范强度。基本权利针对国家时是公法规范，但在私人间生效时是私法规范。
基本权利价值说只是强调在法秩序整体中，不能将实证宪法视为是与其他法律领域，尤其是与私法领域完全无涉的封闭内容，这些法律领域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85]。[60] 参见前注④，姜峰文，第95-96、100页。否定论者主张宪法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公法，不应介入私法。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诉诸基本权利价值来证成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属于目的解释：首先，追问文本背后的目的或价值，在本文语境中即平等的自由及其理解。
社会条件变化及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又触动对规范目的自身的重新理解。因此，我们有理由将中国宪法下的基本权利价值内涵理解为与消极的、形式的自由不同的全面的、实际的自由。
福斯特霍夫与博肯福德等批评者认为，将宪法视为横跨国家与社会的整个共同体的根本秩序，会使宪法不再只是留给立法、司法充分填充空间的框架秩序[80]，而是成为万能的法律的宇宙蛋[81]，成为整个法律体系价值的源泉与‘发现库，……封死了下位法律的价值创造自由——议会的立法活动仅仅成了宪法价值的发现过程[82]。解决这类问题以在社会领域实现平等的自由也是基本权利的目的，是基本权利的社会维度与私人间效力的宗旨所在。 杨登杰，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但后一种提法仍无法正本清源。
但私人自主仍不等于完整意义的自主与自由。[27] Vgl. Uwe Volkmann, Grundzüge einer Verfassungslehr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13, S. 132 ff.[28]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45页。这似乎是主张法效力上的非实证主义。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不是只限制私法自治，而是也保护私法自治。
此框架不是公法上的全套比例原则或权利义务倾斜配置[68]，而是对称式的具体法益衡量[69]，完全可能得出一方基本权利不应限制他方私人自由的结果。然而，宪法是公法或只是公法吗？[57]一旦肯定了基本权利价值说与中道权利观，认为在中国宪法下，基本权利的价值与目的是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人的全面解放，是平等的、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且这种自由无法只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实现，而是得在所有生活领域中落实，那么，这样理解的基本权利必然要求不只面向国家，而是作为普遍的价值，成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根本原则，辐射到一切法律领域及立法、行政、司法诸环节，因此也进入私法，在私人间发生效力。
这也是为何它们积极主张限制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适用范围，只将该效力定位为不适用于普通私人间关系的例外之原因。它的功能在于使法律的具体化与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相辅相成，使宪法与民法在解决个案中互补交融。
[29]鉴于此，基本权利价值说告别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扬弃单纯消极的、形式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改以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第一层意义回答的是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怎么用或如何实现的问题，聚焦实现过程中基本权利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以及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分配，可称之为司法援用意义上的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但笔者认为，在对私法自治与基本权利关系的理解和对私法自治的定位上，此一观点存在重大误区。首先，是概念的法学性。在德国，在其联邦宪法法院于吕特案中首度承认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之前，作为民事最高法院的联邦最高法院与联邦劳动法院就已经将此等效力付诸实践。但是，澄清歧义、辨析多义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以下针对教义学上的概念澄清与学说检验，勾勒其方向与梗概。宪法学者与私法学者都要有将宪法与私法进行关联的自觉意识[99]。
价值决定作为基本权利赋予防御权的理据，与此一法律后果相分离，然后在其他方向上实现，也就是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中提取法律原则，然后这些法律原则成为新的法律后果的基础。[23]这句话同样区分了上述两个层面，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推导关系。
[46]具体法益衡量并不完全排斥类型化，它反对的只是切断与它联系的、完全不给它留下运用空间的类型化。因此，中国宪法既不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为宗，也不以集体抹杀个人，而是以群己平衡的自由为尚，追求个人与集体共同发展。
宪法作为承担整合任务的全面根本法仍然可以是框架秩序，[87]只不过这种框架除了指向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行使程序外，也应指向国家权力的行使内容与法律的内涵。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具体法益衡量自然没有必要或至少必要性大减。以此为基础，不但能积极肯定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还能通过基本权利公、私法维度的不同操作框架，将批评者的核心关怀——不以约束国家的法律来约束私人——落到实处，使其批评从根本上无法成立。个人对国家的自由、平等维度与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维度皆指向并统一于抽象而全面的自由、平等价值。
[82] 前注④，黄宇骁文，第199页。法益衡量直面正义、合理性与正当性等实质价值问题，将价值判断及其理由摊在阳光下检验，正彰显了实质理性。
如德国学者雅拉斯所说，将基本权利保障所包含的价值决定抽离基本权利作为个人防御权的具体宪法设计。因此，将私法自治与私人自主联系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私法自治这一译词容易使人忽略这一原初联系。
[97]这样的二分结构源于预设基本权利对私人与对国家有相同的操作结构。通过观察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在我国，民事判决援用宪法的现象一直存在。
基本权利正是在此等空间中发挥限制、补充、指引、提供反思契机与正当性根据的作用。[63]换言之，他们认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与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在操作框架上是相同的。证成（抑或批评）该效力的关键其实是中间层次的价值内涵，即如何理解平等的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根本理念，亦即不同的权利观或自由观。 注释:[1] 参见焦洪昌、贾志刚：《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之理论与实践——兼论该理论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指导意义》，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以下。
与之相对的直接效力的第二层意义，则指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有自己的宪法基础，不必借道国家—个人关系，就能构成或与普通法律共同构成私人间权利义务的规范根据。同时，它有别于非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法效力上的非实证主义。
[93]其次，在概念运用上，两层意义并无相互对应、相随出现的关系，完全可以在规范根据意义上支持直接效力，但在司法援用意义上主张间接效力。相反，它属于法解释上的非实证主义，与国家法实证主义所属的法解释上的实证主义相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是试图平衡双方的自由与地位，而这就是狭义的比例原则。[6] 参见邹奕：《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63页。
